北京时间10月7日晚，瑞典学院“爆冷”宣布，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现居英国的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有人直言，这次非洲作家得奖，让很多原本想侃侃而谈的人也无计可施，因为我们对非洲文学知之甚少；有人叹道，我无数次在图书馆与非洲文学擦肩而过。
10月8日，记者专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南非文学、文学翻译等方向研究的蔡圣勤教授，走进“冷门”获奖作家背后、许久以来被忽视的文学土壤。
诺奖颁给古尔纳，或许比颁给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更有意义
记者：在奖项颁布后，诺奖官网发布了小测试，询问网友是否读过古尔纳的文学作品。结果显示，95%的网友都没有读过。得知这位鲜为读者所知的作家获奖，您的第一反应是？
蔡圣勤：古尔纳获奖，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
之所以意外，因为比他更有名的非洲作家还有几位，比如：80多岁的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南非的扎克斯·穆达、同样年已八旬的玛丽斯·孔戴；说是意料之中，是因为他几次问鼎“布克奖”了，而非网友所言“名不见经传”。事实上，在“经传”（非洲文学名家）里，好几本书里都能查到他的名字。比如译林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集》里就收录了他的两个短篇小说《博西》《囚笼》。
记者：在这位“冷门”获奖作家背后，是许久以来被忽视的非洲大陆和一代代非洲作家的文学成就。有学者表示，诺奖颁给古尔纳，或许比颁给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更有意义。
蔡圣勤：我同意这位学者的意见。一方面，昆德拉、村上春树业已成名，不需要增加一个奖项来证明自己，他们在世界文学史上已经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也比较热衷于将奖项颁给“稍有一点名气且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们；另一方面，后殖民文学特别需要关注。尽管“后殖民”“流散”是个相对老的话题，但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和还是在文学的世界里，远没有解决“殖民主义”带来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戕害。
古尔纳的写作正具备这些关注点和倾向性。他已有8部长篇，多部短篇。最著名的小说是1994年的《天堂》，曾入围布克奖，讲述了一个因殖民主义而留下创伤的东非男孩的故事；1996年的《钦佩的沉默》讲述了一个离开桑给巴尔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教师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难；2005年《遗弃》，再次入围了布克奖，并获英联邦作家奖；2001年《海边》讲述年老的坦桑人到英国平民窟避难的经历，该小说入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后获布克奖。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抱有同情心地讲述“异域”或流散故事，是使古尔纳脱颖而出的关键。
用当地数千种语言书写的作品，是我们今后更应该关注的焦点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说，古尔纳“始终以极大的同情深入了解东非殖民主义的影响及其对背井离乡和移民个人生活的影响。”与“殖民和后殖民”密切联系，是非洲文学的共性吗？
蔡圣勤：当人们提及非洲文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殖民和后殖民”，这没有错。多年来，大家也是按这个思路阅读、欣赏和研究非洲文学的。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仅用“殖民与后殖民”给非洲文学贴标签，是不全面甚至是不公平的。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非洲的故事，当然与“殖民与后殖民”相关。但更具民族特色的，用当地数千种语言书写的作品，是我们今后更应该关注的焦点。比如南非就有除英语之外11种官方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学。后来我们用“现代与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等关键词也可以很好地解读非洲文学。
记者：请为我们介绍一下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地位。
蔡圣勤：非洲文学特别复杂。它既有用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写成的作品，大多数诺奖作品属于此类；也有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豪萨语等写成的作品，但除埃及作家马哈福兹于1988年成为首位获诺奖的阿拉伯语作家外，本地语几乎到不了西方世界；此外，既有白人的作品，也有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创作的作品。
非洲文学是世界文坛不可忽视的部分，不同于欧美文学，非洲文学的口头叙事及其民俗文化是它最重要的特点。
遗憾的是，我们掌握非通用外语太少。即使是在非洲相对通用一点的斯瓦西里语、豪萨语，在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的设置里也寥寥无几。因此，要真正了解54个非洲国家的“非洲文学”，除了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之外，恐怕还得20到30年的路程要走。
我们现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非洲有待我们去认识的文化还有很多。2019年我们课题组在上海师大朱振武教授领衔下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5个子项目负责人，湖北高校占了3个，华中师范大学罗良功、黄晖和我，还有北外的孙晓萌、上海师大的卢敏。这是第一次将重大课题投放到非洲文学领域，但也仅限于“英语文学”。2020年华东师大袁筱一教授主持“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是第二个关注非洲文学重大项目，但也只拓展到“法语文学”。其他语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但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对非洲文学关注越来越多了。
此前已有7位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书单可带你走进神秘非洲
记者：2017年，您领衔翻译了《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介绍了20世纪以来的著名南部非洲作家作品，放眼整个非洲文学，有哪些不得不提的作家呢？
蔡圣勤：大家对曾获过诺奖的作家可能比较熟悉，比如索因卡（1986年），马哈福兹（1988年），戈迪默（1991年），库切（2003年）。其实在非洲文学研究领域，我们还会把2007年获奖、用英语写作的莱辛算上。也有的学者会把更早获奖于1957年的加缪、1985年获奖的克洛德·西蒙算上，加上今年的古尔纳，这么一算，非洲有8位获诺奖的作家了。
除了这些，阿契贝、布林克、穆达、阿迪契、施赖纳、彼得·亚伯拉罕斯，也是不可绕过的非洲作家。
其中，库切的《耻》出版让南非国家议会列为正式讨论议题，从而调整了黑人执政后的南非政策，甚至是作家本人移民澳洲的直接原因之一；戈迪默尽管是犹太裔，她的作品带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明显；黑人作家穆达尽管长期生活在美国，绝不加入美国籍，所有作品均立足于非洲立场，书写非洲历史、文化与民俗。
记者：在研究非洲文学的过程中，有哪个作品给您带来最深的感受呢？也请您为我们读者推荐一些非洲文学图书。
蔡圣勤：我研究非洲文学21年，最震撼我的作品是库切的《耻》。《耻》的结尾设置，让大多数读者瞠目结舌，即遭受黑人强暴轮奸的露西嫁给了黑人老头佩特鲁斯。很多人解读为“替白人祖先殖民者赎罪”，而库切用意应该是表现流散者生存状况的两难。
最难忘的经历是亲自采访（拜访）库切本人。2016年8月，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和库切一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他共待了3天，在普拉多小镇散步并共进晚餐。他赞同我博士论文中对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概括，即流散知识分子“孤岛意识”、他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贡献者。这是对我精神上的最大鼓励。
提起非洲文学作品，要列举的太多。施赖纳《非洲农场的故事》、阿兰·佩顿《哭泣吧，我的祖国》、阿迪契《半轮黄日》、阿契贝《崩溃》《神箭》《人民公仆》、亚伯拉罕斯《矿工男孩》《怒吼》、戈迪默《伯格的女儿》《无人伴随我》《加有藏枪》《七月的人民》、莱辛《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库切《耻》《等待野蛮人》《凶年纪事》《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布林克《干白季》《风中一瞬》《风言风语》、穆达《与黑共舞》《红色之心》《死亡方式》、艾勒克·博埃默《血族》……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书单，走进非洲，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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