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办几个高级黑刹不住过度防控的妖风

时光乱了年华

摘要：近来的抗疫中，问责和处理了不少人，哄抬物价的，执行不到位的，一问三不知的，平庸不作为的，有没有处理任何一个防控过激的？没有，媒体曝光了不少过激之举，有名有姓，有具体地点，随意封门，路被挖得不像样子，影响了交通运输，有关部门也公开声称要追究断路责任。可是，有没有看到哪个过激行为受到追究呢？这就是问题，那些无比膨胀的，那些继续一刀切的，那些开始冲到人家里对人动手的，就是这么召唤出来的，他们知道有“防控”之名作挡箭牌，可以有恃无恐。


　曹林｜文

一家人只是在自己家里打个麻将，就冲到人家家里又是打人又是砸东西，这岂止只是自我膨胀，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近来类似的事情在各地并不鲜见，有的随意断路，有的任意封门，有的违法对待未戴口罩者，层层加码，目无法纪，拿着鸡毛当令箭，以防控为名，把手上那丁点儿权力用到极致。多数防控者都很尽职，根据法律授权守好自己的岗位，正是他们的负责任筑起了一道阻断病毒传播的铁壁，出于大局和自身安全，公众是很支持防控的，但一些无法无天的过激做法，无限放大自身的权力，成为防控的高级黑，透支着人们对防控的信赖和支持。

家庭是私人的领地，风能进，雨能进，公权不能进，哪条法律赋予你随意进入别人家中权力的？又是哪条法律让你可以将“应急响应”随意扩大化封县、封镇、封村甚至封家的？把一条条不知花了多少钱才修得像样的路，挖得乱七八糟，不翻法律条文，不顾有没有授权是不是必要，随意给自己加戏、加权力，大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亢奋感。专业层面只是要求接触者隔离，他能放大到每个人都隔离；上面要求来自湖北的人要进行隔离，他能够放大到湖北人、湖北车牌不得进城；上面要求有序复工，他用让企业跑十几个部门盖十几个章跑完可能已经撑不下去的官僚主义去卡企业的脖子。

城市长时间的安静，安静得让人恐慌，甚至比病毒还让人慌，阻碍正常生活的过度防控之妖风，得刹一下了。到了这个阶段，防控更需要基于法律框架中的精细、科学和专业，而不是不计成本的、如抗疫之初慌乱中的各种“一刀切”，别到最后病毒没了，企业也没了，社会也乱糟糟，国家、社会和企业承受不了这种瞎折腾。

最近很多媒体批评了各地种种过激防控之举，有人说，这种舆论压力下，有些人有些地方该收敛一下。我说，千万别那么乐观，这么骂那些违法断路、封门甚至打砸的人，没什么用。说实话，干这种事情的人，根本不会到微信朋友圈看这种公号文章。你能指望一个那种随意挥拳打砸的、低素质的人，能用理性的态度认真拜读你写的文章？算了吧。他们连一个字都不会看的，只会看上级的脸色，等领导的批示，判断领导会不会生气，有没有嫌他们是“过激”并“惹了麻烦”。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盯着这些人骂，并没有什么卵用，要追问的是，谁把他们召唤出来了，到底怎样一种机制激励着他们作出这些过激之举。我担心的是，基层有一种“越过激越能表现执行力”的坏风气，过激一点，不会受到批评，起码意图很好，动机很革命，行动很积极，执行很给力，即使惹出了麻烦侵犯了权利，至多只是一句“以后要注意方式”的委婉提醒。正是这种风气，召唤着过激的病毒，使很多政策动员形成一种层层加码的加速度，宁愿做过头了，也不留下“没有到位”的可能，争着与“做得更极端”的去比。尊重的不是法律和科学，而是行政意志。这个层层加码的过程，也是一个层层自我扩权的过程，防控，成为一种堂皇的自我扩权借口。

近来的抗疫中，问责和处理了不少人，哄抬物价的，执行不到位的，一问三不知的，平庸不作为的，有没有处理任何一个防控过激的？没有，媒体曝光了不少过激之举，有名有姓，有具体地点，随意封门，路被挖得不像样子，影响了交通运输，有关部门也公开声称要追究断路责任。可是，有没有看到哪个过激行为受到追究呢？这就是问题，不作为会被问责，但乱作为、粗暴作为被问责的，好像一个没有，这只会进一步滋长“越过激越表现执行力”的权力自信。那些无比膨胀的，那些继续一刀切的，那些开始冲到人家里对人动手的，就是这么召唤出来的，他们知道有“防控”之名作挡箭牌，可以有恃无恐。

不办几个这种高级黑，不问责几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的过激防控行为，刹不住那种踩踏法律和不计成本的过度防控之风。社会常态不能长时间被打乱，防控和复工并重的阶段，需要法律保驾护航。很多地方开始采访杭州那种健康码，由数据对人进行分类管理，绿码行，红码禁，这很好，该隔离就隔离，该出行就出行，避免一刀切的粗放和低效，更避免人为管理带来的种种滥权和粗暴。对企业复工，也应该采取这种健康码，让数据去跑，复不复工由数据去说话，而不是让已经很难的企业去跑各种盖章，不是让权力扼住企业的咽喉。

这厉害那厉害，各种傲骄，可抗疫抗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精细管理意识和法律观念，还把疫情初期那套慌乱的、小农的权宜之策当“硬核”，不计成本地过度防控，真说不过去了。